李开复写给大学生的第六封信——选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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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写给大学生的第六封信-选择的智慧


我觉得，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在复杂情况下权衡各种影响因素，并以最为智慧的方式作出正确抉择的能力。我把这种能力称为“选择的智慧”，它的思想核心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承了2000多年的“中庸”之道。
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说，21世纪是一个选择的世纪，因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回顾今天，他们会记得的今天最大的改革并不是技术方面或网络方面的革新，而是——人类将拥有选择的权利。他说这句话是因为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人人都能获取信息、学习知识、靠脑力上进，人人都有机会，那么人的成功就更要看各人积极地争取和智慧地选择。
在与大学生的书信交流及创办“开复学生网”的过程中，我看到有很多学生虽然拥有选择的权利，虽然生活在优越的大环境中，但仍然有许多学生时常遇到迷茫的时刻。例如，经常有学生问我有关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我的回答是：
我能帮你做的不是选择，因为你自身的问题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未来也只有自己最在意。
我能做的只是传授给你选择的智慧，帮你聆听自己心底里最真实的声音，帮助你做出智慧的选择。
我提出选择成功的智慧共有8种：

用中庸拒绝极端；
用理智分析情景；
用务实发挥影响；
用冷静掌控抉择；
用自觉端正态度；
用学习积累经验；
用勇气放弃包袱；
用真心追随智慧。

（一）用中庸拒绝极端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华，遗憾的是，许多人并不理解中庸真正的内涵。其实，中庸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并拒绝极端和片面。
比如说，在我的第五封信中提出的积极主动，如果做到了极端，就变成了霸道，喜欢对别人颐指气使。在我的第二封信中提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同理心，如果做到了极端，就变成了盲从，什么事都没有主见。极端的自信就成了自傲，极端的勇气就成了愚勇，极端的胸怀就是懦弱，极端的自省就会变成自卑。
我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个极端的测验：公司在培训课程中，让10个副总裁围成一圈，一个半小时内可以畅所欲言，惟独不可以讲公司的事情。于是，大家开始谈论天气、政治、体育……其间还出现了争执。一个半小时后，每个副总裁都按自己心目中对其他副总裁的尊敬程度，为他们排一个序，并把自己安插在合适的位置。排序后我们发现：倒数第一的是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的人，倒数第二是话最多的人。不说话的人可能有想法，但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有意见。相反，话太多的人可能有一部分话很有意义，但也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这使他无法得到大家的好评。
所以，“沉默是金”和“口无遮拦”都不可取，那么我们怎么达到“中庸式的智慧沟通”呢？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记得我刚进入苹果公司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时，公司里有一位经理叫西恩，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尤其在开会的时候，他得体的言辞完美地展现出他过人的才学、情商与口才，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钦佩不已。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去向西恩讨教有效沟通的秘诀。西恩说：“我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并不总是抢着发言；当我不懂或不确定时，我的嘴闭得紧紧的；但是，当我有好的意见时，我绝不错过良机——如果不让我发言，我就不让会议结束。”我问他：“如果别人都抢着讲话，你怎么发言呢？”西恩说：“我会先用肢体语言告诉别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发言啦！例如，我会举起手，发出特殊的声响（如清嗓子声），或者用目光要求主持人让我发言。但是，如果其他人的确霸占了所有的发言机会，我就等发言人调整呼吸时，迅速接上话头。”我又问他：“如果你懂得不多，但是别人向你咨询呢？”西恩说：“我会先看看有没有比我懂得更多的人帮我回答。如果有，我会巧妙地把回答的机会‘让’给他；如果没有，我会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去查’，等会开完，我一定去把问题查清楚。”他的一席话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只要把握好说话的度，选择好说话的时机，就可以得到周围人的尊敬。
（二）用理智分析情景
中庸之道不但强调守诚中道，也要求我们择善而从。
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先用第一个智慧避免走向极端的陷阱，然后用第二个智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
记得曾有一位青年问我：“我不同意我的老板的意见，我该站起来发言吗？”
当时，我的回答是：“这要看情形而定。首先，你的老板是一个愿意接纳异议的人吗？如果不是，那么你千万不要乱发言，但是，你可以开始物色一个新工作和新老板了！如果他能够接受异议，那么，在老板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时，不要怕提出异议；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如果是当众发言，自己的话就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应当顾虑到老板的面子。老板一旦做出了决定，我们无论有无异议，都必须支持和贯彻，有不同意的地方只可以私下与老板沟通。”
在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里，我们必须学会用智慧甄别各种复杂的情况，并从不同候选方案中择善而从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领导艺术也同样需要择善而从。许多人误以为，好的领导都有完全相同的风格，例如：指挥命令、宏观掌控、和谐合作、民主自由、授权负责、指导培养。
其实，在著名的管理学著作《有效率的领导》一书中，作者丹尼尔?戈德曼提出：最好的领导能够完整地拥有上述的六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领导力，并会有智慧地因具体情景不同而运用正确的一种。
人生中的绝大多数选择都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事情。大家要学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对最合适的人用最合适的方法，要学会在做出决定前用理智全面衡量各种因素的利弊以及自己的能力和倾向。
（三）用务实发挥影响
选择完整与均衡时，你必须首先弄清楚，你面临的事情是你能够影响到的，还是你根本无力改变的。史蒂芬?柯维在其所著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把所有值得关注的事情称为“关注圈”，把能够发挥影响的事情称为“影响圈”。
在整个关注圈中，根据自主程度的高低，人生面临的问题可分为三类：
可直接影响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解决之道在于用正确的态度执行。这是我们绝对做得到的，也是最核心的“影响圈”。
可间接影响的问题：有赖改进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如借助人际关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来解决。这是最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影响圈”。
无能为力的问题：需要以平和的态度和胸怀，接纳这些问题。纵使有再多不满，也要泰然处之，如此才不至于让问题征服了我们。
无论碰到任何问题，如果你认为“外在环境是造成问题的症结所在”，或者总是在埋怨“我真的无能为力”，那么，这种想法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你消极悲观的心理状态。
事实上，碰到问题时，你只要耐心地将它分解开，看看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影响的，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关注但却无法影响的。然后，去努力争取那些可以“间接影响”的问题，让它们变成可“直接影响”的，同时把全部心力投入自己的影响圈——你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进步，这反过来又可以让你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圈。
所以，不管一个问题属于上述三种中的哪一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都要从自己的影响圈开始：先影响自己，再影响别人，最后才有可能影响环境。
这个方法为“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这三句话增加了足够的可操作性。
有一位学生曾问我：“开复老师，今年我刚刚上大一。我为学校做了许多事，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但最近我却很是烦恼。此前，因为我看不惯某某同学的做法，在背后说了一些气话。有一次，他竟利用学生会干部的职权，在领导面前为我捏造了许多罪名。领导在没有调查落实的情况下就处分了我。”
我的回答是：“这件事确实很不幸，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只有接受后果。我劝你少想想这件事有多么不公平，因为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无法影响，也不能改变。我劝你多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影响和改变的。例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有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是不是这一切都可以避免？我并不是说别人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只能修正自己，不能修正别人。你必须清楚要如何修正自己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吗？你是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会改掉背后说人坏话的毛病？你有没有听过‘我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我’这句话？如果你不在背后批评别人，很可能别人也不会在背后中伤你。有句谚语说：‘虽然我们不能改变风，但我们可以调整船帆。’希望你能在生活和工作中认清楚自己的船帆在哪里。”
我在去年7月加入Google时，也因为卷入法律纠纷而学会了“用务实发挥影响”。当时，我离职的事实公布后，许多媒体因为被误导，以为我的离职违背了合约，就发表了一些不合事实的言论。那时，多亏我的律师朋友提醒我：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官司漩涡中，我个人不能出面解释，否则不但越描越黑，而且可能给对方提供更多材料。法官的决定则是我可以间接影响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打一场漂亮仗。至于可直接影响的方面则是我可以广搜证据、找寻证人、理解法律、准备对质时证实对方谎言的证据。于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再订阅报纸，不再上新闻网站，不再被流言蜚语所惑。我一天花16个小时苦读法律，在对方提出的近30万份文件中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和律师一同起草我们的答辩状，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庭排练。9月出庭时，我们果然获胜。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回到中国开始工作后，我没有花任何精力试图引导或改变媒体，媒体的报道却自然而然地完全转变成为正面报道。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专注于你能够改变的事情，可能最后连当初不能改变的事情也改变了。
（四）用冷静掌控抉择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抉择的游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冷静的态度掌控每一次抉择的全过程：
　　在抉择前“重重”思考，抉择后“轻轻”放下。
所谓“重重”思考，就是要培养客观的、精准的判断力。每一个重要的抉择可能都与你自己的前途密切相关，但你在抉择和判断时，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避免自己的主观倾向影响判断的精准和客观。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出客观、精准的抉择呢？我给大家提供三个建议：
第一， 影响你抉择的因素罗列成一张“利弊对照表”。
在利弊对照表中写出每个因素的利益和弊端，然后借助该表客观地分析，哪些利益和弊端对你来说最为重要？这些因素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和理想？当你面前摆了这样一张客观而详尽的利弊对照表时，主观因素就不容易影响你的判断力了。
例如，1998年时，我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回中国建立研究院，在美国创业办公司。当我问到许多朋友，有没有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中国时，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当然不愿意，只有中国聪明的人到美国，哪有美国聪明的人回到中国？”如果我是个容易被影响，不冷静客观的人，当时可能就决定不回中国了。为了更客观地判断哪一条道路最符合我的价值观和理想，我列出了一张利弊对照表：
回中国工作 在美国创业
利 弊 利 弊
影响中国青年的机会 朋友不看好中国 拥有自己的公司 我没有“创业”欲望
实现父亲的遗愿 降低职位、薪水 不必听人指使 风险投资的压力
最好的研究环境 搬家的麻烦 可能获大笔财富 有倒闭的风险
有长期承诺的公司 没有中国经验关系 不必搬家 工作时间很长
借助这样一份利弊对照表，我很快就做出了客观而明智的决定——回中国工作。因为综合考虑各种利弊因素后，回中国工作最能发挥我自身的特长，也最符合我个人的价值观和理想。
第二，学会用概率论的方法看问题。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没必要认为，某种选择的成功概率一定是100％或0。反之，我们应当学会分析一件事情“可改变的概率”或“可能发生的概率”。对于发生概率小的事情，在做之前一定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不要等到事情成功的概率达到100％时才去做，因为即便做成了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做概率分析时，可以列出“最好的可能”和“最坏的打算”，以帮助自己综合考量。例如上面提到的“回中国建立研究院”，我有100％的把握，可以把研究院办得与其他任何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究院一样好――这是最坏的打算；我有40％的把握，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来――这是最好的可能。用这样的方法考虑到两个极端后，我马上就会明白，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我和公司也可以坦然接受。
当然，许多抉择并没有这么好的“后路”，在这种时候，我们既要谨慎地评估风险因素，也要在适当的时候有勇气挑战自己。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在阐述“领导力”时指出：“当你自估的成功概率达到40％~70％，你就该去做这件事了。也许你会失败，但拖延或等待的代价往往是更大的。”
第三，当自己不确定时，学会谋之于众。
多征求别人的意见总是好的。那些更有经验的人可以用他们多年的积累为我们指引方向，那些聪明绝顶的人可以用他们的智商启发我们的思路，那些懂得人际关系的人可以用他们的情商帮助我们有效沟通……
当你询问他人意见时，可以随身携带上面提到的“利弊对照表”，与对方一起分析、讨论，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省他人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你的主观描述影响他人。当然，你也必须明白，最终的决定权在你自己，即便你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你也不可以就此将责任推卸给他人。
所谓“轻轻”放下，就是说我们在做出抉择后，应当坦然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结果，既不要因为抉择正确而欣喜若狂，也不要因为抉择失误而悔恨终生。
例如，有的人因为对自己缺乏信心，每次刚做出决定，就立即紧张起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有的人非常喜欢吃“后悔药”，他们事先不通盘考虑，事后却追悔莫及；还有的人过于敏感，本来自己做出的是客观、公正的抉择，但事后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摇摆不定……
其实，无论你的抉择正确与否，无论它的结果如何，已经做出的决定就无法收回了，你只有坦然接受它，或者在今后想办法补救。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自己已经无法控制的事情，任何担忧或悔恨都是多余的。与其把时间花在无谓的焦虑上，倒不如把这些东西“轻轻”放下，然后一身轻松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五）用自觉端正态度
中国人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实际上是说，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素质、潜能、特长、缺陷、经验等各种基本能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在社会工作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心理学上把这种有自知之明的能力称为“自觉”，这通常包括察觉自己的情绪对言行的影响，了解并正确评估自己的资质、能力与局限，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等几个方面。
有自觉的人能够针对自己做出最具有智慧的选择，选择做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选择做能够得到满足感的工作等等。一个自觉的人，既不会对自己的能力判断过高，也不会轻易低估自己的潜能。对自己判断过高的人往往容易浮躁、冒进，不善于和他人合作，在事业遭到挫折时心理落差较大；低估了自己潜能的人，则会在工作中畏首畏尾、踟蹰不前，没有承担责任和肩负重担的勇气。
我曾有一个下属，属于“自觉力”明显不足的那种人。他虽然有些才干，但自视甚高，总是对自己目前的职位不满意，还喜欢随时随地自吹自擂。在他的自我评估里写着：“虽然我非常谦虚，但我只能这样评价自己：我的表现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当我看到这样一句自我评语时，我就知道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因为他缺乏最起码的自觉。果然，他不久就提出，我不了解他的才华，不能重用他，他决定到其他部门另谋高就。但他最终发现，自己不但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公司里的同事也都认为他缺少自知之明。最后，他沮丧地离开了公司。
（六）用学习积累经验
西方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向一个年长的智者请教智慧的秘诀。年轻人问：“智慧从哪里来？”智者说：“正确的选择。”年轻人又问：“正确的选择从哪里来？”智者说：“经验。”年轻人进一步追问：“经验从哪里来？”智者说：“错误的选择。”这位智者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最初都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在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选择中，如果能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他就能逐渐学会正确的选择方法，他也就自然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回顾我的一生，我可以很确信地说：我从失败中学习到的要远远超过我从成功中学习到的。所以，不要畏惧失败。每一个失败不是惩罚，而是一个学习的经验。
学习经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有时候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英文中有一句名言：“旅途本身就是收获。”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当我从中国回到微软总部后，发现刚接管的部门有一个项目存在方向上的偏差——开发团队并没有把用户摆在第一位，而只知道研究一些看上去很“酷”的技术——就毅然终止了该项目的研发。当时，有一位员工问我：“你怎么能够确定你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像Windows这样的产品也是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市场检验后才站稳脚跟的。你凭什么笃定这个项目不会在未来收获惊喜呢？”
其实，我之所以能够快速做出抉择，主要还是因为我在此前的工作中已经有了类似的教训：
我曾经在SGI公司领导200余人的团队研发一套世界最先进的三维漫步技术。这套技术能在10年前的硬件上营造出美丽的三维效果。但在做这个项目时，我们完全没有考虑用户和市场的需要，开发出来的三维体验并没有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客户群，而是想解决所有客户的问题。结果，最终的产品无法利用SGI现有的营销渠道，产品对硬件及网络的要求也超出了普通用户的承受能力，我们这个项目最终被取消，技术被公司出售。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手下的200余人都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有的人甚至因此而失业。我的内心深感愧疚。但另一方面，我也从惨痛的教训中吸取了足够的经验，这让我深深懂得：创新固然重要，但有用的创新更重要。
（七）用勇气放弃包袱
当新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敢于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有时，你在还没有找到“新的机会”之前，就必须放弃你已经拥有的东西，那就需要更多的勇气了。
许多人都有的一个毛病就是不愿放弃已有的东西，不愿意开拓新的天地。其实，有些东西看起来值得珍惜，但这种眼前的利益往往是阻碍你获得更大成功的根源。当新的机会到来时，勇于放弃已经获得的东西并不是功亏一篑，更不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了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如果你在适当的时候勇敢地——当然也应该是有智慧地——放弃已经拥有但可能成为前进障碍的东西，你多半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抛开的不过是一把虽能遮风挡雨，但又会阻碍视线的雨伞，自己因此而看到的却是无比广阔、无比壮丽的江山图景。
我自己就有过几次“勇于放弃”的经历。
一次是大家都知道的转专业的事情。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踌躇满志地进入了法律系，因为我天真地认为自己有很高的政治天赋。所以，大学选专业时，我选读了人文学院，我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要做一位律师或一位政治家。不料，情形完全不像我想的那样。我觉得，自己在专业课上提不起精神，成绩也不好，最令人沮丧的是，我感觉不到激情和动力，甚至想把枯燥无味的课本扔到教授身上。我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既没有那种炽烈的热爱，更没有献身的欲望。最终，我认定那不是一个合适我的行业，于是我决定放弃政治和法律专业的学习。很幸运的是，学校允许学生转系，而且，我当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最爱——计算机科学。我并不因为已经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而懊悔。我认识到，那不是我想从事的事业，我没有在那里用掉我的半生甚至毕生的时间才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勇敢地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开始了我在计算机领域的崭新人生。
另一次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时，放弃了两年的年资而加入了苹果公司。虽然我一直把我的老师当做楷模，而且有幸任教于世界顶尖的计算机系，但这个工作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了如何获得终身职位、怎么样去发表论文等等。这些事本来都是好事，但这些事情对社会的价值并不是那么直接。我希望去做一些直接有益于社会的事。所以，当苹果电脑的一位副总裁对我说“你要选择终身写些没有人读得懂的论文，还是要选择改变世界”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改变世界”。我的感觉就像是获得了自由。
（1） 加入Google后，有许多记者问我：“在微软你有七年的人脉，有比尔?盖茨的信任，就这么放弃了，你不觉得可惜吗？”确实，这些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当我看到有回到中国再一次创业的机会，当我看到一个互联网时代创新模式的产生，当我看到一个坚持自己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我发现，创立Google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于是，就像我在“追随我新的抉择”中所说的：“我有选择的权利——我选择了Google。我选择了中国。我要做有影响力的事——在中国，我能更多地帮助中国的青年，做最有影响力的事。我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在Google，我能经过学习新的创新模式，成为最好的自己。”
（8）用真心追随智慧
最后一个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抉择的“智囊”就是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理想和兴趣了。
价值观就是每个人判断是非、善恶的信念体系（What is right？），理想就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目标的基本设计（What do I want my life to be?），而兴趣则是我们每个人最喜欢、最热爱的事情（What do I love doing?）。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我们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声音。有关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和兴趣，读者可以参看《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的相关章节。
在选择面前，该注重自信还是该自省？该积极还是该有同理心？该勇敢还是该有胸怀？该读研、工作、还是出国？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你的价值观、理想和兴趣都可以给出最终的解决方案。你的价值观是你判断“是非”的准绳，你的理想和兴趣是你辨别“方向”的指南针——它们都是你心底里最真实、最“自我”的东西，还有什么是比这些更重要，更精确的判断依据呢？
如何找到自己的“真心”呢？在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会用一个特别的“报纸头条测试法”来检验自己的言行。所谓“报纸测试法”，就是在事后想一想：明天，如果在一份你的亲朋好友都会阅读的报纸上，你做的事被刊登为头条新闻，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羞愧？会不会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如果不会，你做的事才对得起你自己的价值观。
下面是一个“报纸头条测试法”的真实使用例子。我在苹果公司工作时遇到了公司裁员，当时我必须要从两个员工中裁掉一位。第一位员工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是我的师兄。他十多年前写的论文非常出色，但加入公司后很是孤僻、固执，而且工作不努力，没有太多业绩可言。他知道面临危机后就请我们共同的老师来提出希望我顾念同窗之谊，放他一马。
另一位是刚加入公司两个月的新员工，还没有时间表现，但他应该是一位有潜力的员工。
我内心里的“公正”和“负责”的价值观告诉我应该裁掉师兄，但是我的“怜悯心”和“知恩图报”的观念却告诉我应该留下师兄，裁掉那位新员工。
于是，我为自己做了“报纸测试”。在明天的报纸上，我希望看到下面哪一个头条消息呢：
（1）徇私的李开复，裁掉了无辜的员工；
（2）冷酷的李开复，裁掉了同窗的师兄。
虽然我极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头条消息”中的任何一条，但相比之下，前者给我的打击更大，因为它违背了我最基本的诚信原则。如果我违背了诚信原则，那么我既没有颜面见到公司的领导，也没有资格再作职业经理人了。
于是，我裁掉了师兄，然后我告诉他，今后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尽力帮忙。
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它违背了我内心很强烈的“怜悯心”和“知恩图报”的价值观。但是，“公正”和“负责”的价值观对我而言更崇高、更重要。虽然选择起来很困难，但最终我还是能够面对我的良心，因为我知道这是公正、负责、诚信的决定。
如果用“报纸测试法”得到令自己羞愧的结果，就有必要深刻反省，下定决心将来再也不做类似的事。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良心和承诺负责，这种自己和自己达成的协议与默契是维持诚信的价值观的最好方式。
理想与价值观一样地重要。我在大学时立定了我的人生目标——让我的影响力最大化。这个理想帮助了我做出许多重要的决定，例如1998年回到中国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2005年又毅然决定加入Google公司并再次回到中国创业，这些重大的选择其实都是我追随内心的表现：我认为我的理想可以在中国实现得更好。
大学生们在25岁以前，通常都会面临两个重要的选择。一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二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工作。选择专业时，不应当只听从父母的意见，也不应当只看学校的名气大小或报考该专业学生的分数高低。相应的，选择工作时也不能单纯地考虑名、利、时尚等外在因素。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在综合权衡自己的理想、学习积累、天赋以及工作条件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建议大家应该通过自己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来寻找最为完整、最为均衡的人生状态。任何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都必然会在积极追寻成功的道路上运用自己最高的智慧：因为拥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远大的理想，他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就必然会听从自己的真心、用冷静的心态权衡各种利弊，他也必然会在一次又一次或是成功、或是失败的抉择中不断积累经验完善自我……这样的人最能理解完整与均衡的真谛，这样的人最懂得使用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来赢得真正的成功。
每个人的“真心”、“理想”、“兴趣”不同，每个人的机遇不同，参加的团队不同，学习的机会不同，擅长的“态度”或“行为”也不同。所以，你有选择的权利，只要用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能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融会中西，均衡发展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里，只有融会中西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国际化人才。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每一个希望获得成功的年轻人都应当在中西方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文化范畴中寻找最适合自己，最能体现完整与均衡的文化精髓，并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时发挥中国人讲求纪律与服从、重视谦虚和毅力以及西方人强调创意与个性，鼓励积极与勇气的特长，才能在成功的道路上更容易地把握各种要素之间的完整与均衡关系。
中国和西方的年轻人在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教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或优势。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中国青年和美国青年的优势可以用下表来概括。
中国学生 美国学生
求稳务实 有创新精神
有毅力 有热情
讲纪律、服从 有主动性
扎实的理论基础 擅长独立工作，想得深远
含蓄，心里有想法不直说 直截了当地沟通、争论
谦虚 自信
不同意也不说“不” 不同意就说“不”
很多人认为，在IT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内，西方人表现得更为出色，因此中国人只有吸取西方的企业文化才能获得一席之地。的确，IT产业内的一些新观点、新理念和创新的思维确实与西方的科技发达有直接的关系。西方文化直截了当的沟通和主动参与的意识，以及强调团结合作的观念和方法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但在另一方面，当东方国家努力追求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人却在试图回归到东方传统的价值理念中，许多优秀的企业管理者、科学家、艺术家都开始认真研习儒学、佛教等东方文化，试图从古老的东方寻找到最为恒久、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实，对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来说，他既需要西方的科技和理性，也需要东方的心胸与美德。相比之下，后者可能还更重要一些，因为东方文化影响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许多中华的传统美德。例如“中庸之道”、“正大光明”、“学无止境”、“人贵有自知之明”、“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在追寻成功时的最好指南。
所以，我要求大家兼顾中西的目的不在于渲染中国或西方的文化，而是要让大家用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思想充实自身，以达到均衡发展的最佳状态。我最想强调的其实是中西文化相辅相成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我认为：一个人甚至要同时具备多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品质，才能在复杂的境遇中因具体情景不同而运用正确的一种。
用智慧在各种看似矛盾的因素之间主动选择“完整”和“均衡”，这是“选择成功”的最大秘诀。
梁启超曾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青年朋友们，中国是了不起的国家，她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人才中心。这里有无数的机遇在等着你们，只要你们用智慧主动选择，成功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你的身边！
《成长》中的李开复和他的父母 凌志军
下面两段是凌志军的《成长》书中描述李开复和他的父母亲。
母亲：自由的天地
李开复一直把他的养育了七个孩子的妈妈视为人间圣母。妈妈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儿子的诉说，仔细揣摩什么才是儿子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她还知道儿子内心深处潜藏的愿望，知道那愿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里终将爆发出来，一点一点地引导儿子朝着那个方向走去。她对儿子有一种执拗的期待和信任，相信儿子不同凡响。可是作为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儿，开复总要惹妈妈生气。每逢这时候，她就显露出一个平凡母亲的特点：焦躁、愤怒，甚至专横。
"我有一个很独裁的、但是非常好的母亲。"开复总是这样说。听上去有些矛盾，其实母亲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温和又严厉，既传统又开放，既独断又宽厚。
等到长大成人、功成名就、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时，他才认识到，生命和自由，正是母亲给予他的最好的礼物。
开复出生的那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对这样年龄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生理上的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炼狱。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个孩子，母亲只是轻轻地重复着三个字："我要生"。分娩的那个夜晚，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女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科学上低能的概率大一些。"但是母亲还是那三个字："我要生"。
就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里，母亲对孩子有着更强烈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小儿子的出生让这个中年女人的生命放射出奇异的光彩。她坚信他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对他的宠爱最甚、期望最高、管教最严。
母亲的视线里永远都有这个儿子，而且是把一种非常标准的中国式教育施加在儿子身上。她要求儿子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程度。开复多年以后回忆说，"就是无论什么都要最好，不会有任何一项可以通融。"
开复本来聪明，又如此努力，所以成绩很不错。这让妈妈满意，但是儿子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他讨厌背书，讨厌考试，讨厌做作业。最讨厌的是课堂上的那些纪律。他天性调皮，上课总爱动来动去，还爱讲话，爱和老师作对，所以总是挨打。那老师姓徐，惩罚学生的方式之一，是用竹条打手背。
母亲对儿子的淘气行为不大在意，她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不可能次次争先。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分数不好，开复心里一阵害怕，怕母亲打他，就把分数改了。他改得很有技巧，等母亲签字之后，又改回去，所以母亲和老师都没发现。这对他是个巨大的鼓励，连续几天都很得意。然后，他第二次修改自己的分数，不料这一次弄巧成拙，留下痕迹。他觉得这次不可能蒙混过关，索性学着母亲的样子挥一下手，就把卷子扔到水沟里去。
1972年春天，开复过完11岁生日之后不久，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这孩子在如此严厉的管教之下读书，整天被试卷和成绩单包围着，没有时间出去玩，也没有朋友，承受着升学的压力，千辛万苦拿回一个好分数，也不知道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处，忍不住说：“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
母亲从没去过美国，她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出奇地保留了一份开明的天性。现在，这位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母亲，居然决定给儿子一片自由的天地。
那一天，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头上，对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出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吧。"
开复敬畏地看着母亲。她是个独裁的、严厉的女人，信奉传统的中国式教育。但是现在，她居然让他自由，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明白大洋那边有他的未来，明白他的儿子是属于全世界的。
最优秀的人都应该属于全世界，这本来就是这个女人的信念。
多年以后，如同妈妈期待的那样，儿子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闲下来的时候回首往事，他就"特别感谢母亲虽然这么严厉，却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我自由。"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二个观念：你不仅仅属于你的父母，你属于整个世界。
父亲的遗产
看到父亲多年来的工作，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儿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智慧和激情投入到学业中去。事实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开复成年以后，试图把对父亲的零星回忆编织起来，发现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他非常不爱讲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
童年的时候，开复每天晚上都会去父亲的书房，看他伏案写作。那个男人个子不算高，寡言少语，平和从容，难得一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把一丝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可是父亲的笔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那里面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激情。开复还小，看不懂其中奥妙，但却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支撑着父亲，这让他好奇极了。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力通常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在开复的心目中，父亲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给他留下经久不褪的烙印。多年以后回想当日情景，他渐渐明白是父亲为他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给了他第一个人生启示。那并不是父亲的成就，而是父亲的品行。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父亲的成就是儿子最大的荣耀；儿子的善行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在这个家庭，无论父亲还是儿子，始终把品行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很多年以后，开复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计算机科学家，才华出众，但他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一次他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在电视上讨论学生的素质，后者把“人品”排列在“智力”之后，这让他极为震惊，结果导致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对于人的品格的认真和执著，甚至让电视机前的那些中国学生也有些惊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家庭有一份最重要的遗产，它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工作的时候相当专注。每天清晨，他总是以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最快的速度开始工作。他对桌子上的稿纸和资料几近疼爱，堆得越高越是混乱，他就越是兴奋，甚至常常对着桌子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每当他写完一本书，长长地抒出一口气来，开复就会走过去，偷偷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刘少奇传》、另一本叫《林彪评传》、还有《邓小平传》和《周恩来传》。对一个刚刚上学、又完全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小男孩儿来说，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困难的。他只觉得父亲脑子里面的世界是那样宽广多彩，无边无际，一直伸向遥远的地方。
他会偷偷地伸手触摸父亲写下的文字。就在那个房间里，他第一次看到爸爸最珍爱的那个条幅，并且认识了上面的字。字是钱穆写的，苍劲而又从容：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后来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与父亲比起来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可是你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当年父亲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风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顷刻瓦解，他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对政治也已彻底失望。他辞官回家，拼命写作。他是那种少有的出身官场又没有沾染上官场恶习的人，拥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坚持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率真坦然，既不附势，也不媚俗。他热衷于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没有政治往来，没有经济往来，连民间往来也没有。台湾没有大陆的访问团。大陆这一边也是一样，没有台湾游客，没有台湾企业，也没有台湾人的投资者。警察公开监视那些在台湾有亲友的人，说他们有“特务之嫌”。大陆的报纸上总是说“解放台湾”。台湾的报纸上总是说“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两岸都在自己的孩子中间培养着敌意，但开复的父亲是个例外，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也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贬损大陆。事实上，父亲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晚年陆续写出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却从来不肯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把“中共”改成“共匪”。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公周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海峡两岸的是是非非。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开复只是在奇怪，父亲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写作却从来不肯拿去出版？
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又矮又瘦的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
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异国。大多数孩子都有一种心理倾向，离父母越是遥远也就越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对父母的依恋，开复也是一样。闲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向着东方遥望，他能感觉到他的家，感觉到母亲在他耳边絮叨，但却怎么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
不过，父亲的形象仍旧在他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说，“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只是想跟着父亲的路子走，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像这样发自内心的交流，在这一对父子之间很少发生。就像很多父子一样，他们也有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话放在心里，想要告诉对方却又始终不肯开口，也不敢猜测对方外表之下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彼此都觉得越来越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忽然发现原来父子之间竟是如此心心相印。
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这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一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这一切都是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开复的，那时候开复正在卡耐基梅隆大学，为了突破他的语音识别技术，昼夜苦读，根本没有机会回到台湾去看望父亲。儿子和父亲一直依靠电话保持着联系，直到1994年的那天清晨，电话铃声响起，这一次不是父亲，他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在心底感到一阵颤抖。姐姐用她最伤感、最沉静、最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和父亲通电话了。
父亲终于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父亲的遗产就是那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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