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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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历史发展——从传统到现代第二节　大学发展（1）

第二节　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期的大学发展[1]
一、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很多历史学家将16世纪的开始看做是中世纪的结束。事实上，起源于意大利地区而逐渐扩散到西欧、北欧地区，重视希腊古典文学、人文思想及艺术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已于15世纪中期发端，延续了两百年左右的薪火。文艺复兴不仅重燃当时学者及城市新兴阶级对古典艺文的热情，而且也掀起人文主义的思潮，使整个中世纪被遗忘了的人性尊严及现世生活再度受到关注，像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与米开朗琪罗（AriostoMichelangelo,1474—1153）的艺术创作，哥白尼（NicolasCopernicus,1473—1543）与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的科学知识，驱散了中世纪黑暗时代残存的阴影，带动新时代巨轮转到早期现代的世界（earlymodernworld）。
差不多同时罗马教会也发生变化，先是14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教皇避居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导致1378年到1417年间阿维尼翁教廷与罗马教廷的分立。在这时期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也盛极一时，基督教教条的桎梏与赦罪方式的世俗化，掀起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最先在德意志地区发难，英王亨利八世亦因离婚事件与教会闹翻；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为逃离教皇迫害，避居瑞士，也举起基督新教的大幡，其弟子诺克思（JohnKnox）将此一新教思想带到苏格兰。
宗教改革方兴未艾，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同时崛起，办学方面影响广阔的耶稣会（JesuitOrder）在当时西班牙贵族罗约拉（IgnatiusLoyola,1491—1551）带动下成军。耶稣会除宣示对教廷效忠外，且广泛办理慈善与文化事业。红极一时的神学大师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1469—1536），也领导基督教人文思想运动，希望巩固教会势力，而当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则在德语地区受到许多大学的支持。伊拉斯谟生于鹿特丹，曾经在修道院苦读古典经籍，之后在巴黎大学进修，并赴牛津大学进修，可见与当时大学的渊源也很深厚，尤其是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更是神学研修的重镇。由此可见，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大学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未扮演关键性角色，却在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中成为不同宗教派系的堡垒。从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结束，神圣罗马帝国与东欧地区的大学（包括这段时期新成立的大学），多数跟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有关联。据傅利霍甫（WillemFrijhoff）分析，当时与天主教会有关的大学约19所，路德教派有15所，加尔文教派则有9所（DeRidderSymoens,1996:73）。由于神学为大学的主要课程，多数学生且为神职人员，所以大学卷入宗教教派的对立，势难避免。
值得重视的是到了16世纪，欧洲不少新城市虽然未设有大学，却存在教授年轻学子古典人文课程的学校（多数称为gymnasiaacademica或academiesstudiageneralia）。有些设立多时的大学，也有不少分割成两部分：大学之外，另有一部分在教授古典学科，提供入大学前的预修人文课程。这类学校后来演变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古典中学（grammerschools,hauteecole,hochschule等），并且后来与大学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DeRidderSymoens,1996:54）。
宗教改革对大学发展的另一影响是大学生人数减少。清教徒推动的宗教改革，其出发点在消除罗马教会系统（包括各地教会势力）的腐化与特权，也正因为特权逐渐被削除，原来具有神职的一部分学生，不得已离开大学（Perkin,1997:14;Ruegg,1996:5）；加上培养神职人员原就是当时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大学课程的世俗化，相对减少了有意向教会生涯发展人士的求学动机。宗教改革对大学发展的积极贡献在课程方面。为了引经据典、了解教义，新教徒钻研古希腊典籍。所以除了熟悉流行于当时的拉丁文外，教会人士也乐于学习古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像伊拉斯谟，他就是通晓多种语文的神学者。即使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也以研习古典语文为尚。
启蒙运动（Enlightment）是开启近代史门扉的关键时期，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的西欧地区，其学术界波涛汹涌，多姿多彩。以法国为例，在政治思想上有伏尔泰（Voltaire，本名FrancoisMarieArouet,1694—1778）、孟德斯鸠（leBarondeMontesquieu,1689—1755）、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以及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等大思想家的出现，引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到东亚新航线的畅通，也改变了当时学术界人士的视野与世界观，醒悟到有广阔的新领域尚待开拓探索。在英国方面，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以及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等也分别在许多领域发挥震撼力。启蒙运动使当时大学课程中的经院哲学及绝对主义褪色，连带使教会在大学的影响力减弱。相对的，各地的政治势力却取代了教会势力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国家化倾向。中世纪原有的国际化特色，随学术领域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及神学在大学体系中不再“一院独大”的情势而改变。虽然18世纪的大学对新科学的引进，贡献非常有限，可是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却在政治势力的扶植下设立，例如法国地区成立了农业研究院（lAcadémiedAgriculture）、外科手术研究院（lAcadémiedeChirugie）、科学研究院（lAcadémiedesSciences）以及医学研究院（lAcadémiedeMédicine）等（Hammerstein,1996:632）。虽然这些学院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裁并，但法国地区的研究风气显著受到鼓舞。除了这些研究院，尚有不少沙龙（salons）存在，是当时学者聚会论学的宠爱场所，这类机构在启蒙时代替代了大学的一部分角色。

大学的历史发展——从传统到现代第二节　大学发展（2）

二、表现突出的日耳曼大学
到15、16世纪之交，目前德国、奥地利、瑞士及东欧大部分的德语地区，已有相当数目的大学存在，包括布拉格大学（1347）、维也纳大学（1365）、爱尔福特大学（Erfurt,1379，但到1804年停办）、海德堡大学（1385）、科隆大学（1388）、布达佩斯大学（1395，后来数度中断）、莱比锡大学（1409）、弗里堡大学（1457）、英格尔施达特大学（Ingelstadt,1459，但1826年迁至慕尼黑）、蒂宾根大学（Tübingen,1476）以及维滕贝格大学（Wittenberg,1502，但1817年与哈雷大学合并）（DeRidderSymoens,1996:81—84）。到17、18世纪，尚有若干新大学在德国诞生，其中以哈雷大学（UniversityofHalle,1693）与格丁根大学（UniversityofGttingen,1733—1737）特别耀目。由于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不少大学逐渐摆脱教会势力的左右。尤其在课程方面，面对新兴科学的出现，开始有相当开展性的做法。更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课程且以德语讲授，所以被学者视为近代大学革新的开端（田培林，1976：541—550）。
17世纪末的德国学术圈出现了两位重要的哲学家：一位是莱布尼兹（GottfriedW.Leibniz,1646—1716），另一位是托马修斯（ChristianThomasius,1655—1728）。后者的名气虽然不如前者，但对德意志大学的发展却有深远的影响。托马修斯原为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思想上一向有显著的启蒙倾向。托马修斯于1688年在莱比锡最先用德语授课，打破了当时以拉丁语为大学讲课语言的传统，他因而被逼离开莱比锡前往哈雷另谋发展，于1694年获得当地政府支持，另行创办哈雷大学。当时托马修斯对大学制度改革抱有一番新的理念，曾为文阐述，他特别强调德语的重要性。哈雷大学筚路蓝缕，创设之初，只有十多位教授，校舍设施也很简陋，但重要的是这所大学在校务上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大学经费也来自当地政治势力。哈雷大学教授除固定年薪外，也同时向学生收取听课费用（田培林，1976：544），研究工作也能逐渐跳开神学权威的解释，采取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理念，大学的医学研究也开始有简单的解剖观察与实验。
1733年格丁根大学仿效哈雷大学成立，为德境新人文主义运动注入活力，开始重视“讲学自由”（Lehrfreihert）（田培林，1976：548）。该校财务，除了一部分移用寺院产业外，主要来自当地政府的支持，在性质上颇接近“公立大学”。格丁根大学本身也有行政管理单位，与教务的学术部门分开，从学校行政言，又向现代化大学迈进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结束前，欧洲已有143所大学。虽然多数大学的规模相当有限，但是格丁根大学的例子显示不少大学已逐渐摆脱教会的控制，向地方政府靠拢；各地政治势力也开始意识到支持学校教育（包括大学）乃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当时少数大学且拥有校产，并有基金的运作。在教学语言上，民族语文也日渐流行，与通用的拉丁文并行。
三、常春藤大学的萌芽
从1636年哈佛学院（HarvardCollege）在美洲新大陆诞生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这段时间，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共有9所大学成立，这些学府后来成为所谓常春藤联盟大学的主要部分，包括哈佛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ofWilliamandMary,1693）、耶鲁学院（后来改称YaleUniversity,1701）、宾州学院（后来的UniversityofPennsylvania,1740）、王子学院（后来改称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1754）、罗特岛学院（后来改称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1765）、皇后学院（后来的TheStateUniversityofNewJersey,改为州立大学，1766）以及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1769），分别与不同教派的新教徒有关，不过这些学府的控制权主要落在推动创校的地方人士手中。一般而言，美国殖民时期大学的管理机构系由热心教育的非教职人士主控，并成为一项特色。这种大学管理形态据称系受苏格兰大学的影响（Cohen,1998:16）。
18世纪开始时，美国地区的移民人口不过25万人。随后，新教徒大量移入。基于农场开发的需要，从非洲大陆引进大量黑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美利坚地区人口已增加到380万人。可是9所高等学府的学生人数总共不超过千人。主要因为当时大学教育除了培养极少数的神职人员（如威廉与玛丽学院）外，专业人士的培育尚无实际需求；同时大学课程多数移植自剑桥与牛津等欧陆古老大学（例如哈佛学院仿自剑桥）；各校教授人数非常有限，例如哈佛学院在1721年到1783年间只有6个教授名额，讲授神学、数学、论辩术、解剖学及自然科学之类专门课程，一般课程则由四五位导师（tutors）担任。19世纪前的殖民地大学并无狭义的学术研究可言，大学的任务主要在教学。此外，英语已经凌驾拉丁文，成为主要教学语言。
虽然教会对大学教务的监督仍然存在，但是民间捐助人也积极参与其事，成为后来独具风格的美国公私立大学董事会的雏形。以1642年的哈佛学院监理委员会（BoardofOverseers）来说，有6位来自教会的神职人员，同样有6位出自麻省民事法庭（GeneralCourtofMassachusetts）的推举，以律师、法学家、医生、金融界人士及商业领袖为主。这种管理委员会代表大学接受外界捐助，经营校产（Duryea,2000:85），不过也有大学（如耶鲁学院）仍然由神职人士控制大学校务。
四、18世纪前的传统大学体制
传统大学发展到了18世纪，在体制上已略具现代化大学的形态，只是粗枝大叶，规模很小。例如多数大学设有文、法、医、神等四个学院，其中文学院（德语地区大学也有称为哲学院的）课程基本上是大学本科的教育，修业年限最初是3年，到了15世纪末期逐渐改为4年（Leader,1988:242）。一般学生通常先完成文学院或哲学院课程后，才能转到其他学院继续研习，所以也有取得大学任教资格后（即取得licence），又到神学院当学生，希望将来有担任教会神职的机会。法学院与医学院亦复如此，具有研究所教育的性质，完成学业者可能获得硕士（Master）或博士（Doctor）学位。而当时的学士（Bachelor）系指可以在登记有案的教师（Magister）指导下，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类似助教的职务。

大学的历史发展——从传统到现代第二节　大学发展（3）

中世纪的大学生多数为神职人员，也有作为修道士与托钵僧的游学者，世俗人士反而人数较少。到了16、17世纪，政治权势阶层逐渐重视其子弟的大学教育，同时随着海外贸易的开拓，商人阶级也希望自己的子弟接受好的教育，纷纷捐赠金钱或地产给大学以示支持。所谓“College”者，起先指的应是一种学舍，由外界捐助设立，以供一批学生食宿。当时由于学生中神职人员不少，所以学舍在师生早晚共膳时，通常要为捐赠者祈祷祝福，以示饮水思源，用宗教祈福来报答。目前这种学舍的传统在欧洲一些古老大学如牛津、剑桥依然部分被保留。师生一起生活与学习的学舍有不同的名称：或称“hostel”或“hall”，也有称“college”的。这些学舍不一定是学校的产业，有些是学生集体向社区租居者。大学与当地市镇通常设有一个房租协议委员会，公定一个合理的价码，以免任何一方吃亏，尤其避免发生争议与纠纷。
中世纪早期的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身份并无明确划分，大学教师虽然有束供养，却无固定的薪资，一直到了15世纪末期才渐有薪资制度。有些大学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一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系由学生共同敦聘，薪资也由学生决定，依洽商条件付给。巴黎大学在13世纪（可能自1213年开始）就有类似新进教师的评审制，由原任的教师同僚对新加入教师阵容者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尤其是对欲进神学院任教者，更严格执行这种票决程序。牛津与剑桥两校的教师自16世纪开始已经分为教授（professors）与讲师（lectors）两级，均由大学支薪。
大学的学院（faculty）由教授推选出院长（dean），而且依地区分配名额，推出教授代表，称为“nations”，例如巴黎大学有4个“nations”，分别由各地区教师推派出任。大学的校长称为“rector”，职责主要在协调4个学院的共同事务，行政权则相当有限。英国大学设有“chancellor”，原是指教会派驻大学神学院主持教务的神职人员，后来“chancellor”的权力扩伸至其他学院，渐成为主持学校大典及颁授毕业证书的名义校长，真正主持校务的学校首长，应该算是副校长（vicechancellor）。
实际上，从中世纪末期以迄18世纪，欧洲大学仍然有相当纷杂的类型，虽然巴黎大学及牛津大学的模式受到其他学府的仿效，但并未成为统一的制度。但无论如何，大学在发展五六百年之后，已有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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